结合前述情况，应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定为1897年6月。

二是关于现行宪法修改的主线。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5]它不仅是新中国宪法政治的良好起步，还与1954年宪法共同为中国宪法政治确立了精神价值、基本原则、制度基础和发展轨道。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全球意识、世界视野和大国责任担当，以及法治中国的世界意义。从宪法的经验看，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通过宪法修改才能弥合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缝隙，宪法解释是完善宪法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新中国宪法的历史发展 自1949年制定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到2018年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新中国宪法政治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当然，任何制度现象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宪法法律亦是如此。

现代化强国入宪，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面向的伟大目标。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制定的1975年宪法，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制定的1978年宪法，形成了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有时法院也会明确指明违法重大且明显。

该条确立了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这些事由只有放在个案中才能有适当的理解和适用。美浓部达吉也承认，特定法规究竟是能力法规还是命令法规，若非诉诸常识，往往难以判定，故而在学问上无效与应予撤销的区分在实践中依然是未解决的问题。虽然无法避免法官的价值判断，但其随意性可通过审判程序中的对质、裁判文书的公开来抑制。

[31]当然，何为一般理性人的判断，通常是由法院来认定的。从诉权保障、正当程序角度而言，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标准也只有在确认无效诉讼中才有需要。

（二）重大且明显说的限度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标准上虽然多数情况下明确指明或实质上采用了重大且明显说，但也有例外。在行政行为无法实现预定的行政目的时，法院可能将其认定为无效。对于如何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问题，需要放在这一格局之下来考虑，从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功能角度来理解。行政行为无效在救济法上的效果对于其在实体法上的效果有保障作用，确认无效判决就是其重要保障机制之一。

类似的案件还有徐宗营诉永城市龙岗镇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案，河南省虞城县人民法院（2016）豫1425行初42号行政判决书。[11][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0页。[54]但是，这实际上否定了被告针对无效进行辩驳的机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在时机成熟时，总结司法经验，将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以及其他可能的无效事由明确写入行政程序法，可以减轻个案中的判断困难。

反之，若有用词上的不合理时，就直接将其基础性的利益衡量表达出来。在石小军诉阳城县公安局行政处罚案中，公安机关在查明案情后时隔8年作出处罚决定。

重大且明显理论即使作为一般理论是成立的，也未必能对所有情形均发挥有效的功能。[13] 行政行为的瑕疵多种多样，事前的规范、概念或目的固然在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判断上具有重要意义，但仅此还无法逻辑地演绎出无效与撤销的区分。

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99条将重大且明显违法具体化为四种情形，其中第一种情形是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也没有附加重大且明显的程度要求。从解释论上来说，既然行政诉讼法作出了区分，就应有诉讼法上效果的不同，需要在后续的救济制度上体现出来。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44]见张启廷诉河南省睢县野岗乡人民政府土地登记案，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2016）豫1422行初13号行政判决书。该案的无效认定仅考虑了重大性，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具体价值衡量的结果。司法权的被动性也要求不告不理。

见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皖0827行初26号。稍有不同的是，撤销判决是撤销被诉行政行为，使相应的法律状态回溯到被诉行政行为成立之前的状态。

法院认为，这虽然严重超过法定办案期限，系程序违法。而确认无效诉讼则是要在法安定性与实质正义的权衡下，打破现有的法秩序，给那些遭受明显不公者提供权利救济。

但在李山林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等信息公开答复案中，针对信访办公室这一内设机构所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内设机构在向申请人提供政府信息时，其行为的性质是授益而非损益，是提供服务而非限制权利。当然，如果能在明显性标准上采取日本的违反调查义务说，也就放宽了无效认定的标准，只是这对行政机关会稍显严格。

[35]例如，在黄佳星诉江苏省财政厅行政复议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江苏省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于1998年5月27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出函，将原江苏扬子江文化中心资产性质界定为国家资产，该行为系原江苏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基于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作出的司法协助行为，而非行政行为，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行为无效与行政行为可撤销的二元格局，相应地也应当解释或建构出能彰显确认无效判决价值的制度。在孙春和诉盐城市亭湖区新兴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中，镇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回复，未加盖印章，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答复的法定形式要件要求，故该答复系无效行政行为，应视为新兴镇政府尚未依法向上诉人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义务。当错误并非如此明显时——即不在行政行为明显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这个行为首先是正当的，就像它是有效并发生作用的一样。

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6条规定，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早在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中就已开始区分行政行为无效与应予撤销。

审查机关可以依据其审查管辖的范围宣布该行政行为不发生作用并予以撤销，或至少在行政行为作用范围内消除其影响，以恢复原状。[49]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12号行政判决书。

[25] 三、中国法中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标准 相对而言，我国对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标准较为粗疏，相应的实践也不充分。（二）诉讼请求、违法程度与判决类型 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了无效行政行为—申请确认无效—判决确认无效这一确认无效的路径，而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94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

为了提供一个比较的标尺，这里先简要考察一下日本行政行为无效认定标准的相关实践状况。具体何种情形属于重大瑕疵，则要回到个案中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进行探究。[28]关于2015年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裁判的介绍和评论，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原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69页以下。（三）我国司法实践中行政行为的无效事由 在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的行政行为无效标准中，法律明确列举了两种情形，即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

在文殊核电诉讼中，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泽支部2003年1月27日判决表示，对于核反应堆设置许可处分，核反应堆存在重大潜在危险性的特别情况，其无效要件在具有违法（瑕疵）的重大性即可满足，而无需明显性要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16] 重大且明显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与日本的无效认定标准相比，我国是用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但在实践中，法院有时并不能清楚地论证何为重大明显的违法，更多的是列举出事实，简单地定性，归入重大且明显违法之中，甚至根本不提重大且明显标准。

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6）浙0324行初124号行政判决书。当然，无论如何列举，终究会留下一定的弹性空间，因为无效行政行为的功能就在于提供一种例外的救济，这种例外是在种种价值权衡之后的判断，难以彻底从规范上依逻辑演绎或者事前作出预测评估。